宋代为何“僧道蓄妓、尼姑做妾”

宋代为何“僧道蓄妓、尼姑做妾”


来源:网络  作者:越楚

    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所载:南宋末年,皇帝常带着一批宫妓到西湖上寻欢作乐,当她们玩得疲乏时,皇帝便令她们退入湖边的丛林中,脱去衣服,裸体投入湖中游泳,而好色的皇帝却在一旁观赏,大饱眼福......

   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是一个淫欲横流的时代。

    事实上,北宋都城东京(今开封)与南宋都城临安(今杭州),是中国古代妓业最繁荣的城市。当年的临安城更有“色海”之艳称。

    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。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:“多积金钱,厚自娱乐......多置歌儿舞女,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。”

    宋仁宗、宋真宗等帝也屡劝百官以声色自娱。

    于是,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,几乎普及化、大众化。

    时人有言:“两府两制,家中各有歌舞,官职稍如意,往往增置不已。”

    南宋王懋《野客丛书》则说:“今贵公子多蓄姬媵。”“姬媵”即侍妾,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,或教之歌舞,或使之侑酒,以为宾客之欢。

    史载,当年苏轼“有歌舞妓数人”,欧阳修有歌妓“八九姝”,杨震“有十姬”,张渊“买佳妾二十人”,韩侂胄有“爱妾十四人”,李允则有“家妓百数十人”......

    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,日日置酒相乐。

    《清波杂志》有载:“士大夫欲求保富贵,动有禁忌,尤讳言死。独溺于声色,无所顾避。”

    太医出身、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,家中“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,都人谓之‘快乐仙宫’”,生活极度奢侈。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,日夜淫乐。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,百般作计,必强取之,以为侍妾。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。

    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,沉湎失度,每睡须婢歌吹齐鼓,方就一梦。

    在如此世风下,宋代便出现两大咄咄怪事:

    一曰僧道蓄妓。宋代的僧人、道士们似乎也不敢寂寞,纷纷蓄养家妓或置侍妾。

    据《清异录》记载:汴京大相国寺的僧人包养妓女,还美其名曰“梵嫂”。

    宋徽宗时,汴京各道观的道士也“皆外蓄妻子,置姬媵(妾),以胶青刷鬓,美衣玉食者,几二万人。”

    二曰尼姑做妾。据《宋史》卷三十七所载: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(公元1196年),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大儒朱熹,共罗列十大罪状,其中包括“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,每之官则与之偕行”。

    沈继祖指控朱熹贪色好淫,曾经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,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。

    之后,朱熹在上表认罪时承认自己“纳其尼女”等等数条,表示要悔过自新。

    朱熹是否“纳尼为妾”,虽有所争论,但宋代士大夫中确有挑选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。否则沈继祖不会给朱熹扣上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“屎盆子”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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