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:郭沫若和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婚恋恩怨

揭秘:郭沫若和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婚恋恩怨


来源:网络  作者:佚名


  为了与郭沫若结合,富子同父亲及家族闹到绝情的地步。为了遮人耳目,富子去冈山之前,请郭沫若代她起个中国名字。郭沫若为她取名“郭安娜”。她接受了这个名字,并激动地说:“我的心,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!”自此,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,终生未改。


 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,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冈山的“家”。翌年3月,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,暂时离开了刚筑造的爱巢。但是入校一个月后,安娜发现自己怀孕了。5月,她辍学返回冈山。12月,一个小生命诞生了(男儿,取名和夫),家庭更加充满生机。
  郭沫若是一个穷留学生,经济十分拮据,要维持一个家的生活很是艰难,但他们的情感生活是充实而多彩的,爱情还给郭沫若带来了诗的灵感与创作激情。除了献给安娜的情诗之外,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,受着惠特曼和歌德诗歌的启迪,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,如火山爆发。《凤凰涅槃》、《女神之再生》、《地球,我的母亲》、《天狗》、《炉中煤》等佳作,在时代催促下应运而生。他的第一部新诗集《女神》,开一代诗风,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的地位。


  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的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,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“缥缈的浮生”。但他们都是旧道德、旧礼教的叛逆者,都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,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,而安娜更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,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“涅槃”“更生”。


  二


 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,随后,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,居住在上海。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,但靠卖文为生,一家五口仍然“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”。郭沫若后来回忆道:“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以后,她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,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‘幸福’完全背驰。”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,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。1924年2月中旬,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。同年4月1日,郭沫若带着一腔凄凉的心绪也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,他觉得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场迷梦。


  这年春夏之交,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一书。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,他便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,没有砚台,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。郭沫若坐在草席上,用了50个昼夜,译完这部20余万字的大著,但家里仍是“穷得没法”。他说:“我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,拯救我可怜的妻孥,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!”安娜把冬衣、棉被陆续送进当铺;一部《歌德全集》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;刚译完的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一书,只当回五角钱。


  1924年11月中旬,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。他觉得“与其在异邦求生,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”。次年4月和8月,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、学艺大学文科主任,有了固定收入,家庭经济出现了转机。1926年3月,经瞿秋白推荐,郭沫若离沪去广州,任广东大学(后改名中山大学)文科学长。不久,妻儿亦去广州。同年7月下旬,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,随军北伐。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,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,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”,自己“异常的顽健”,并祝妻儿
健康


  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前敌委员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。郭沫若闻讯,于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。行军途中,经周恩来、李一氓介绍,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
  1928年2月24日,郭沫若因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,化名吴诚,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,独自乘日本邮船“卢山丸”亡命日本,家眷另乘“上海丸”前往日本,约定在神户聚齐。郭沫若说他是“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的”。开船时,他望着沉默的祖国,流下了眼泪。


  亡命日本十年,郭沫若在日本宪警监视下潜心治史,先后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等著作,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成就,郭沫若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。


  在艰难环境中矗起的这座学术丰碑,同样凝结着安娜艰辛的劳动。安娜把宅前的空地辟成菜园兼花园:蔷薇花旁长着紫苏,大莲花旁结着朝天椒和蕃茄,院角笼子里养着一群鸡……小小的庭园,是亡命者郭沫若慰安的天国,使这个家庭于贫困、忧愁中时见欢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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