愚昧的清朝政府！外寇用洋枪洋炮，他们居然叫妇女们脱下裤子，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……
据说当年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方，但我方却不能击中夷；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，而夷炮却是处在“风波摇荡中”的舰船上；我主夷客，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，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，认定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”，于是广贴告示，“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”作为制胜法宝。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，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，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，以破邪术。
其实，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，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“不洁”、“肮脏”的深深歧视。在国门大开已久的
20世纪初，义和团还坚信此点，那么，在国门尚未打开的
19世纪中叶，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“粪桶妙计”御敌便不足为怪了。
相反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，却是在此背景下，林则徐、魏源能“睁眼看世界”，进而提出“师夷长技”；他们因此被指为“溃夷夏之防”、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愚昧排外、坚持“天朝上国”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“世道人心”，据当时人记载，由于被“夷”所败，不要说“师夷”，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：“海疆之事，转喉触讳，绝口不提。即茶房酒肆之中，亦大书‘免谈时事’四字，俨有诗书偶语之禁。”林、魏的“师夷胜夷”主张，当然更是“犯诸公之忌”而“举世讳言之”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在中国近代化“开篇”的遭遇，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。
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，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巫术，其最终的命运，不亡也难。
文
/潘衍江
1840
年的鸦片战争，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、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。这次战争，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，不仅因为它是外来、强迫、后发的，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、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“现代化”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，因此不知所措，进退失据，步步被动，一拖再拖，一误再误，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、主动“现代化”的机遇。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，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“现代化”被大大延误，屡受重挫。
其实，鸦片战争后签订“南京条约”，中国被迫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“五口通商”时，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。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，仍抱自己是“天朝上国”的自大观念，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。因为在中国古代世界观中，“中国”是位于“天下”之“中”的“天朝上国”，“华夏”之外的其他文化统统是没文化、不文明的野蛮世界；其他民族、国家都是“化外之邦”的“狄”、“夷”、“蛮”、“戎”，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、典章制度、礼乐规范来“教化”。只能“以夏变夷”，不能“以夷变夏”，因此面对西方的侵略、挑战，中国根本没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。拒绝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和设立“南北洋大臣”是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最初“反应”，从中便可略窥清王朝的最终命运。
用“愚昧”抵御外辱！
在满清大员中，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，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“先进的中国人”的代表，从一些细枝末节，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。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，对此便有种种说法。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“天威”，不由自主双膝下跪；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，根本不能弯曲，所以才没有下跪。鸦片战争爆发时，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，信以为真，因此提出“红毛番”虽擅海战，但由于膝不能弯，不擅地面战争，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，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，他们便很难爬起来，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。